基于“道德经济”的价值重塑(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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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布时间:2017-05-22 18:59

  【新经济模式无需大量的资本投资即可创新、制造和营销产品与服务,并以较低的边际成本不断扩大规模,同时也使经济活动根据信誉进行财富和资源的分配】  

  □尼古拉.彼得森(Nicolai Peitersen)  

  迈向道德经济 

  生产的边际成本是新自由主义模型面临的更大挑战,在数字化行业中,它逐渐向零发展。新自由主义模型以提高生产力并降低边际成本的市场竞争为基础,推动企业降低其产品与服务价格,以便赢得更多消费者和更大市场份额。 

  1.价值创造的方式和主体正在发生变化。然而,过去几十年里,全球供应链上的数百万工人学会了如何制造高级产品(如智能手机等),教育水平不断提高,社会技术也得到了更广泛的应用,这意味着人们都受过教育并且彼此之间相互联系了起来,制造物品的技能也很丰富,网上也有教如何制造产品的教程。这成百上千万基于网络来设计、制作、分享市场产品与服务的人,我们现在将其称之为“生产性公众”。由于利用在线工具交流和管理任务并设计制作和销售流程,生产性公众的组织程度越来越高。  

  物质生产越来越成为“一般智力群体”的一部分,拥有基本技能的人都可以从互联网上寻找信息,利用在线工具进行设计,并联络到可以帮助制作的人。例如,美国洛克汽车公司(LocalMotors)通过开放式协作,已建立起世界上最大的车辆设计师和工程师社区。任何人都能在线加入,设计并研发车辆,甚至可以在其全球微工厂中生产一辆产品。 

  消费者对定制化产品与服务的需求越来越大,被称为“单个人的市场”(Marketof One),在这样一个世界中,从创新速度、灵活性和成本方面来说,传统企业结构无法再与“生产性公众”相比。 

  2.价值设定和分配也在发生变化。有意思的是,逐步兴起的道德经济也在发展它自己的衡量系统。现在通过社交技术就能将数十亿人联系起来,历史上首次可以捕捉人们对公司、产品、服务和个人的评价估值。可以通过直接评级也可以通过售后点评来评价,而且很容易累积成一个定量指标,显示出人们对公司、产品、服务和个人的所谓“普遍情感”。  

  这种衡量系统的优势在于它们是自然出现的。估值是由社群自身,即与这些资产直接有接触的人做出的,例如,价值链上的雇员、消费者及其他利益相关方。这样的话,会对产品、公司或个人的实际价值做出更真实的评估。 

  我们已经见过普遍情感是如何影响财富与资源分配的,例如,电子商务平台上的购买决定、从哪家供应商订购产品、与哪些“生产性公众”合作,以及投资什么。在做出投资决策之前,利用P2P融资平台去评估一家公司的价值(其众筹资本的成功率如何)已越来越成为风险投资家的普遍做法。 

  随着人们估值的加入,并在普遍情感中捕获它,一种交换价值也将得以创造出来,可以比较不同的“价值顺序”,从而将价格与价值联系起来。 

  无论是比特币,还是中国人民银行正在研究的那种货币,数字货币的引入实现了根据普遍情感进行财富和资源的无缝分配,加强了它作为交换价值的实用性。 

  机遇 

  现在应该很清楚了,本文开头指出的中国的具体发展指的是中国正在向这种新的社会经济模式转型。所有这些发展都推动“生产性公众”无需大量的资本投资即可创新、制造和营销产品与服务,并以较低的边际成本不断扩大规模;同时也使经济根据信誉而不再是稀有性和少数人的决定进行财富和资源的分配。 

  在这种新经济中,根据信誉开展合作和吸引资源的能力决定了你能否取得成功。正是这个原因推动现在的大部分行业(零售、金融、人力资源、城市交通等)去变成一个受信任的平台,使“生产性公众”可以在这个平台上开展合作,人们可以从这个平台收获所有价值。 

  然而,中国还需要做出选择。虽然已具备实现“道德经济”的所有必要工具和手段,但还需要一些政策选择。 

  这些新工具和手段可能更偏向于由当前企业和机构的新生产力量进行控制和使用,所以存在进一步加剧收入不平等、引起社会排斥和不满的风险。当数百万人具有创造价值的能力,但价值却被企业所占据(拥有数据和IP,通过其品牌价值实现,并在金融市场上获得回报)时,不仅会抑制充满活力的新经济发挥潜力,而且可能会引起社会不满。 

  正如著名社会学家马克斯.韦伯所写,任何系统的基础都是一个“铁笼子”,在客观社会机构中对社会经济模型进行制度化——市场、法律、货币体系。对于传统资本主义模型,这意味着再也不需要相信或接受持续的资本积累这个总体目标。相反,现在这个总体目标自身也被刻进了社会制度框架的“铁笼子”里。 

  这些新平台、数字货币、法律、估值体系是喜欢竞争还是合作?喜欢利润最大化还是社会影响最大化?喜欢企业还是“生产性公众”?这些选择将决定中国是过渡到一种新的社会经济模式还是继续停留在现有模式中。 

  今天,我们拥有一个独一无二的机遇可以对新的“铁笼子”制度化,通过这个机遇,普遍情感的最大化(即我们所说的“道德资本”)不仅变成了直接经济利益,而且像早期资本家的持续资本积累一样,成为取得成功甚至生存的条件。 

  为了确保财富和资源的分配以人们对它的评价为基础,这种衡量标准也需要像评级体系那样以同位评价为基础。如此一来,生产性公众不仅创造价值而且也能从中受益。 

  芬兰是全世界第一个引入“公民工资”(Citizen’s Pay)的国家,失业公民并没有领取失业津贴,而是每月会收到一笔560欧元的基本工资,通过这个尝试,希望能够减少政府的繁文缛节、消除贫穷、刺激就业。而且不要求领取人报告他们是怎么花费这笔钱的。  

  在具备了可以提供给任何人创造财富的工具与资源之后,向每个人提供一笔最低收入,使人人都有成为“生产性公众”的自由,无需存款便能展示他们的兴趣、技能和创造能力,若非如此,他们可能负担不起。要引入这种方式,需要像芬兰这样成熟的社会和经济,但这个问题值得探讨,因为它把社会包容性策略引入了道德经济。  

  (作者为维基工厂CEO、欧盟中欧城镇化领导力项目首席专家。王艺璇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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